一
七十年代中期，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落实，我们知青的工作和生活逐步走上了正常的道路。大部分知青婚后都有了自己的家，并生儿育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前进农场还有132名知青（大部分是男知青）找不到知音，他们的精神开始失落，工作没有劲头，生活没了信心。农场党委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一时间把知青的婚姻问题作为落实知青政策的重点摆上了工作议程，制定政策、落实了任务、明确了责任，132名知青建立了幸福家庭，安定了他们的生活。
大约在七五年至七七年之间，我们大部分天津知青随着年龄的增大都陆续建立了家庭。有在连队就近结识的，有在营部内知青之间互相介绍的，也有京津知青结合的，还有知青和复转军人成亲的，总之，大部分知青的婚姻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相比之下，还有一些知青正在为自己找不到合适的伴侣而失落，个别知青把这种失落带到工作中，工作吊儿郎当，寻衅闹事。这件事引起了农场党委的高度重视，场党委召开专题会议，把解决知青婚姻问题作为当前政治任务。并责成我们政治处搞调查。我们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走访摸底，对没有成亲的知青一个一个的分析。在分析中我们了解到，就地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难度很大。一方面女知青都有了自己的知音，另一方面农场内也没有他们合适的伴侣。场党委面对这个事实重新制定政策，千方百计解决知青的婚姻问题，给他们创造安定的生活条件。新政策规定：“凡是从农村找来的适龄姑娘，并愿意嫁给知青的允许把户口迁入农场成为农场职工，每月享受32元的工资待遇”。这项政策的出台，给了这些未婚知青送来了福音，在农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连队曾经被人戏称为“人贩子”的四川籍女职工，她很热心，和知青的关系也比较好，她的绰号来源是因为她的原籍很贫穷，过去每回一趟四川老家总要带上几个四川姑娘介绍给农场的单身职工，所以送给她“人贩子”的绰号。在那个极左年代，这个女职工还险些挨整，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经过对她全面的分析，这个人本质上很好，何不发挥她的特长，让她从幕后走向幕前，名正言顺的为知青介绍对象。经过我们和她谈话，她的积极性可高了，那个时候，她才感受到组织上对她的信任，主动并多次回原籍领来了不少的姑娘，介绍给知青，而且成功率很高。有了这样的典型，在农场内震动可大了。那些未婚的男知青看到了希望，他们也开始尽量在工作中和交往中极力的表现自己，期望早一天给他们送来伴侣。
那个时候各连队也都主动发挥本连队有这方面“长处”的人为骨干，大家都在为解决知青婚姻问题献策出力。大约一、两年的光景，一批批四川姑娘、陕北延安的姑娘、山东姑娘、河北姑娘等纷纷来农场落户，也有不少老军工、复转军人把自己家的妹子、小姨子等亲戚介绍给了知青。这些姑娘经过对农场政策和现状的了解，对未婚知青的了解，在短时间内都和知青结了婚，并把户口迁到了农场。说真的，这些姑娘的命真好，比我们下乡时条件优越多了。我们那时来农场只有24元工资，后来涨到28元、32元。她们一来农场，不仅有了农场户口还成为农场职工，每月能拿到32元工资。这和他们在农村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到了天堂。我们那时找好了对象，想结婚得向连队申请房子，有的还要排队等待连队盖了新房才能结婚，有的知青一等就是一两年。而她们来后，只要同意和知青结婚，连队会千方百计给他们安排住房。有不少老军工、复转军人腾出自己的房子给他们成亲。
他们的婚礼都是连队亲自主持，家庭生活用品都是连队的同志们送来的。这家送来了被面，那家送来了炒锅，这家送来了脸盆，那家送来了暖瓶，这家送来了打水的桶，那家送来了做饭取暖的煤。总之，婚礼办的即庄重又热闹，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日后，这些姑娘的纯朴和勤劳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安定。
她们当中的不少人婚后一两年存了点钱，把知青丈夫带回了原籍，让家乡人好不羡慕。现如今当年的这些姑娘和我们知青一样，大部分随丈夫回了津，并享受了退休待遇，也做起了“奶奶”和“姥姥”尽享天伦之乐。
二
文革期间，在那极左路线的干扰下，下乡知青也难逃一动。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随着年龄的增大，相互间都在默默的选择生活的伴侣。本来光明正大的事，但让那个年代搞的神神秘秘、偷偷摸摸。男女间密切往来被判定为大逆不道。几十名知青成为那个年代的牺牲品，不同程度的背上了记过、严重警告、警告等处分。一张处分决定留在了他们的档案里，给他们的历史留下了“污点”。知青返城消息传来了，这些有“污点”的知青最担心的是回城后再就业的政审，被招收单位拒之门外。是开明善良的农场党委书记柳登旺做出了英明的决策，还了这几十名知青历史之清白，至今成为知青难忘的记忆。
我当时在农场政治处工作，也做过档案管理工作对知青的情况了如指掌。记得有一位因未婚先孕而受到记过处分的女知青偷偷找到我，她声泪俱下述说着她的档案中的那份记过处分决定会影响她回城后找不到接收单位，这会影响她和她的家庭今后的生活，求我帮帮她。说实在话，我十分同情她，也深知是文革时期的极左路线让知青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记得刚下乡时，我们知青住的是集体宿舍，男生排、女生排分的清清楚楚，几年后，知青开始谈婚论嫁，可当时根本没有为他们准备婚房，想结婚得组织上审查，批准结婚可难上加难。在那个时候，有些知青未婚先孕，有的知青双双回津偷偷的举办了婚礼。这也成为他们历史上的错误，不仅受到批判、处分材料分别留在了他们档案中。和我同在一个连队的一名女知青和青海部队复转军人产生了爱慕之情，常常在工作之余的晚上约会，那可成了全连队的新闻人物，当时的领导召开全连大会，公开批判他们的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千方百计阻止他们在一起。给他们施加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有这样的“典型”男女知青那敢再相互来往，想来往的算是胆大的，但也得偷偷摸摸。现在想起来，可真是可笑之极。
从知青档案中撤出处分材料，我当时心情也很矛盾。一方面档案资料是不能随便动的，这是保密原则；另一方面也确实考虑到知青回城就业都要面临政治审查这关，也许这份处分决定就会断送他们一生的幸福。我带着这种矛盾心理和农场副书记共同找到了党委书记柳登旺。向他述说了原由。没曾想，开明、善解人意的柳书记当即指示我们，尽快摸清底数，对这些知青的不白之冤要彻底解决，当时我们兴奋的流下了眼泪。随后，我们按照书记的指示精神，从全场几十名知青档案材料中撤出了处分决定。让他们清清白白的返城，后来在我们返城时，分别把他们的档案材料送到了所属的街道办事处。这些知青知道了这个消息，互相奔走相告，一辈子忘不了知青的父母官柳登旺。
作者 张丽珠
